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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我国需要四类政策。

开源制就是指一个行业的监管框架不是由政府规定。在这样的监管框架下，投资者既想要信用评级能够准确以确保他们可以得到自己理想的投资组合，也希望从指定机构那里得到高评级产品。

监管者自身也可以在信用风险分析上进行创新，或者使用基于市场的一些方法如信用价差或者市场隐含的评级来评估信用风险。许可制对于市场的总体影响是，市场会存在一定的评级欺骗行为，伴以利益冲突和与开放的市场相比较少的信用分析信息价值。那么评级机构要么减少自己的欺骗行为，缓解利益冲突，提高评级的信息价值，要么开始向投资者直接兜售评级。假设信用评级机构首先会向投资者销售所做的评级。规定也希望能够避免有鼓励任何一种商业模式的倾向，无论是订阅者支付还是发行商支付。

这建立在政府知道如何确定高质量的信用评级，且假设信用风险分析会做出准确评估的基础上的。如果要让Section 939A产生真正的影响，它应当进一步加入到国会讨论的议程中去。无锡尚德之殇过去几年中，我们国内最热闹的一个产业叫光伏产业，近期的代表性事件，是世界上最大的光伏企业无锡尚德的破产重组[注34]。

[ 注44 ] 巴西圣保罗证券交易所成立于1890年。但事实上，100年以前的硅谷是一个淘金的地方，遍地窝棚，基本上是美国最落后的地方。1900年前后，美国正以最快的速度超越欧洲，当时欧洲遏制美国的急先锋是德国和英国，而英国跟美国还是同祖同宗。但是三年后，美国冒出来两个东西，一个叫做iPhone，iPhone横空出世，诺基亚在全球纷纷退市[注33]，2009年苹果的股价是70美元，那时已经是一个世界级的企业，3年后超过了600美元，一个世界级的企业在3年之内市值翻了10倍，我们还是要惊叹资本市场的资源动员能力。

很惊讶的是会上还有很多日本的实业家，因为日本的市场前景不好，他们急迫地希望他们的企业能被中国企业家并购。当然，市场不可能每时每刻都是有效的，即使像美国这样的成熟市场，也会有发生像2008年那样市场崩溃和完全失效的时候，对经济的打击也是沉重的。

毋庸置疑，中国经济水平的开放程度跟资本市场是相辅相成的。结果发现，资本市场主导的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4个国家，在危机后经济反弹的速度最快，而银行主导的西班牙、奥地利、葡萄牙、比利时、德国、意大利6个国家，经济复苏的速度最慢，其中的几个国家也正是今天欧债危机的主要成员国，说明了金融结构与经济弹性是高度相关的。最近访问美国的时候途经硅谷[注30]，一共只有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请了一位在硅谷工作的中国人带我们转转。其中的很多企业，包括一些大型国企，在数年前还处于濒临破产的边缘，如果没有与资本市场的结合，这些企业无论是治理机制、内部管理，还是盈利能力，方方面面都不可能有脱胎换骨的变化。

此外，直接融资体系中的股权融资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它可以为中小企业增添资本金，使之可以健强体魄，降低负债率，抵御冲击。一个伟大的时代，必然要产生伟大的人物。同时，我们还应该将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渠道有机地结合起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上市或挂牌的过程，客观上也是个信用增强的过程，会因此而更容易获得银行的青睐和支持。这是一块木制的牌匾，立于顺治12年，颇有肃杀之气。

2011年世卫组织对全球近1100个城市空气质量进行了排名，北京排名1035位，进入排名的31个省会城市中，海口排名最好，名列第814位[注9]。无疑，十八至十九世纪，英国的崛起缘于工业革命，而十九至二十世纪，美国的崛起则是因为，第一，自由经济，第二，资本市场。

不到两个小时，方圆30英里，聚集了这么多美国著名的高科技公司和风险投资机构，当然，我们还路过了像甲骨文、英特尔这样的昔日明星，等等，只是没有时间驻足访问了。未来，我们在推动中国崛起的进程中，一定要开放胸怀，不断了解、消化和吸收所有最先进的文明要素并为我所用，才能做到可持续发展，才能真正地崛起。

[ 注64 ] 光电效应是物理学中一个重要现象，即在光的照射下，某些物质内部的电子会被光子激发出来而形成电流，即光生电。QFII制度已经运行了十年了，但外资在中国市场中的占比只有1%左右。美国经济中最重要的公司，组成了美国的财富500强，基本上都是上市公司。[ 注29 ] 1901年，摩根组织银行辛迪加，买下卡耐基钢铁公司并组建美国钢铁集团，占到美国钢铁生产份额的60%。100年前的今天，1913年，阿根廷的人均GDP接近4000美元，随后不幸地经历了经济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十大社会乱象。在劳动力成本方面，欧洲比不过中国，也比不过巴西和印度。

美国金融体制从一开始也遵循了类似的原则，资本市场和华尔街一直在美国经济体系中占有非常特殊的地位，使得资本以最快的速度流动，各种生产要素也得以证券化并以最快的速度交换，在美国经济崛起的每一个里程碑中，无论是重工业化，还是高科技浪潮，我们都可以看得到资本市场的身影。我在基金部工作的几年中，曾经观察过中国本土基金公司和中外合资基金公司的竞争，发现开放数年后，行业的前十名，基本上都是本土公司，就是因为本土公司学习国外的速度，远远超过合资公司本土化的速度。

[ 注8 ]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美国经济学家。（本文作者系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兼北京证券期货研究院执行院长。

如果放眼全球，在从1990年到2007年的近20年中，全球几十个国家的养老金第二支柱收益率大致都在4-12%之间，最高的是秘鲁，年均大致11%左右，美国是6%，各个国家的平均回报水平大概在5%到6%，比全球每年的经济增长率，要稍微高一点。类似的并购发生在电器、烟草、橡胶、炼油、蔗糖等各个行业中。

人类社会总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趋向市场，让更多的资源被市场配置。可能大家会觉得农业与资本市场的距离比较遥远，其实不然。印度这个国家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反差。全国社保的成功，证明了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养老金投资管理方法，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在中国也是可以走得通的，对大家的信心也是一个很好的鼓励。

第二，文明的进步往往是整体性的和渐进式的，一个国家的文明水平很难在一夜之间实现跃迁。说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金融结构，对一个国家经济的弹性、对应对危机和恢复增长的推动力，是相对有利的。

1913年美国股市和银行的存款比例大概是1：1，就是说美国大概有一半的资源配置在资本市场，一半的资源配置在银行。100年之后这个比例变成9：1，也就是说，美国90%的资源是通过市场来配置的，只有10%通过商业银行来配置。

但是，却分别形成了两大堰塞湖，成为了悬在我们头顶达摩克里斯之剑，孕育着极大的社会风险。不幸的中东今天的中东依然乱象丛生，从穆巴拉克，到卡扎菲，再到阿萨德，托尔斯泰说过，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这个不幸的事实再次提醒我们，高科技产业的轮换速度是惊人的。我们在会上介绍了中国资本市场的情况后，他们都热情地来和我们攀谈。他曾经在课上讲到过，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有一个全世界最大的鲜花市场，你要是看过这个鲜花市场，就能够理解什么叫做市场经济。如果有形的手想要多做一点，那就应该把重点更多地放在建设市场体系，提高市场效率，帮无形的手更好地发挥作用，而不是替代它。

第五，稳步推进对外开放，提高中国资本市场的国际竞争力。为什么？因为中国的金融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的不发达，使得这两者无法对接。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差别可以借用李鸿章在甲午海战后的一句话来理解，日本船小好调头，中国船大难掉头。[ 注40 ]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2010年末，全国工商登记中小企业超过1100万家，个体工商户超过3400万个。

此时的乾隆皇帝，志满意得。第三个方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